新书丨刘宁《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

以文章学和思想史为经纬

全新探讨韩愈以古文重塑千年文教传统的思想伟业

同道中国

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

刘 宁  著

“文史新论”丛书

平装，472页，69元

ISBN：978-7-108-07653-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5月

 内容简介

本书以贯通中国文章史、思想史的视野，对韩愈通过“文教”传统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华文明史上的重大贡献，做出了独到而深入的发明，从成体之功、造语之力、文道追求三个主要角度，全面探讨了韩愈古文在文体、文法、语言、观念上的新创，以及这些创新与其儒学复兴思考的深层联系，揭示了韩愈古文深邃丰富的思想世界。

书中详细讨论了韩愈追求拟圣、追寻定名、讲求开放师道、推重天性忠诚等思想特质与其古文成体之功的深层关联，分析了其语言创新所体现的激进追求与超越力量，同时深入探究了韩愈对“文道观”的全新建构。这些观点不仅激活了韩愈的思想能量，也光大了唐代在中国的精神传统和思想史上的启示性地位，并对“唐宋变革说”提出了新的回应和解说。

韩愈古文是中华文教的核心载体，影响持续千年之久，其所涵育建构的超越家族血缘、身份等级的“同道中国”理想，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需要认真对待和反思的中华文明精神遗产。

韩愈古文亦是唐代文化创造的一个缩影，它有继承六艺之文、百家之编与回应佛老挑战的“大进大出”，也展现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开大合”。品读韩文，既要理解其纵横古今的开阔，又要体会其如何回应时代课题、自树立不因循的深刻独创。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韩愈则塑造了士人的所思、所行与所言。其所建构的“文道观”，将中华道统的统一与“文”的多样性相融合，这是唐朝这个开放融合时代对中华文明的精神再造，不仅绵延后世，也将启迪未来。

——刘  宁

刘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从事唐宋诗文与学术思想史研究，著有《唐宋诗学与诗教》《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等，译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主编《诗者天地心：当代诗词名家讲诗词》，在海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目录

导论 百代文宗、千年立法

一、韩愈古文建构精神传统

二、“天下公言”：重建儒学普遍性

三、儒家伦理：绝对信念和内在责任

四、缔造“同道中国”

五、重视“诗文”对理解中华文明的意义

上编：成体

第一章 拟圣精神

一、古文不是“家言”

二、古文的“拟圣”追求

三、古文理论与儒家修养思想

第二章 追寻“定名”

一、 “五原”文体创新：“正名”走向“定名”

二、韩碑之变：对才性品评的疏离

附论：形名学对中古文体观念的影响

第三章 开放的师道

一、《师说》：唯自尊者能尊师

二、国学学官经历的影响

三、“师其人”与“明其理”

第四章 天性忠诚

一、“双忠”的“天性忠诚”

二、《南霁云庙碑》的文体与忠臣思考

三、《毛颖传》中的忠臣

四、杜甫的“恋阙”之情

第五章 屈骚之变

一、 “抑遏蔽掩”：韩文改变屈骚旋律

二、杜诗改变屈骚艺术

三、柳宗元倾心屈骚及其心曲

中编 造语

第六章 语言激变

一、激进的“务反近体”

二、为何“务反近体”：骈文的思想性格

三、韩碑“造句之奇”

第七章 伟辞中的身体力量

一、惊心动魄的动作语

二、《论佛骨表》崇儒排佛思想的身体关切

三、狠重之美

下编 明道

第八章 “文质论”在汉唐间的流行——从“文质”到“文道”（上）

一、中古“文质论”的渊源与旨趣

二、“质文相救”与李白《古风》其一

三、“文质论”与中唐《春秋》学

四、中唐《春秋》义例学与“文质论”

第九章 韩愈建构“文道观”——从“文质”到“文道”（下）

一、二十世纪文道观阐释的曲折历程

二、韩愈“文道观”的“主体自觉”

三、韩愈“文道观”的“中国自觉”

余论 “同道中国”的文明意义

一、韩愈为唐宋八家之首：“同道”对“同理”的意义

二、“唐宋变革说”的启发与局限

三、“同道中国”与中华文明

参考书目

后记

韩愈古文是理解中国的一本“大书”

文丨刘宁

韩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在从中唐到20世纪初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他是深受推重的古文宗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影响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认为他是文章宗师，更是精神的立法者。韩愈古文有怎样的独造之处？何以能影响千载？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理解中国有重要意义。

韩愈（768-824）像

韩愈古文是明道之文，其文体形式、语言表达、写作旨趣的全新创变，蕴含着复兴儒道的深刻思考。从文道合一的角度来认识韩文，是宋代以来绵延不绝的传统。只有全面理解韩文文法所蕴含的思想结构，才能理解韩愈复兴儒学，绝不仅止于抗声护教，而是有着丰富的思想建树；才能看到其攘斥佛老，并非简单的狭隘封闭，而是反思佛老挑战，在儒佛对抗中展开隐形对话，创新儒学内涵；才能充分领略他彻底改变中古文化结构，开拓新思想格局的创造伟力。理解韩文，需要打破现代学科壁垒，对文章表达与思想传统，做融会贯通的思考。

天下公言与同道中国

《原道》是韩愈复兴儒学的纲领性篇章，其开篇云：

“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韩愈在中唐的时代困局里，感到儒学面对佛老的挑战，越来越丧失普遍性的思想吸引力，亟需重建其普遍性价值，使之真正成为“天下公言”。

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和平安定，中唐社会陷入兵连祸结、经济凋敝、财政窘迫、民生动荡的种种矛盾之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唐王朝作为统一的大帝国，其精神上的凝聚力主要来自儒家的忠道与孝道，然而在中唐的时代困局中，忠孝的凝聚力受到很大挑战。这反衬出佛教的普遍性意义。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突破家族血缘、身份地位等种种现实束缚。儒学如果不能重建其普遍性价值，就很难与佛教的影响力抗衡。韩愈正是回应了这样的挑战。

韩愈古文对儒学普遍价值的追求，蕴含在其丰富深广的艺术独创中。围绕拟圣精神、定名追求，开放的师道、天性忠诚以及屈骚之变，韩文呈现出独特的章法结构、神脉气韵，大变八代文章之体格。作为语言大师，韩文奇崛的造句之力，传达了内在的精神超越力量。韩愈对“文道观”的建构，树立了新的文化理想，将中华道统与“文”的多样性相统一。在韩文的涵育下，士人可以拥有同道情怀、向往绝对之善、追求自励品质、充满勇毅激情，成为超越乡土家族、身份门第的“同道共同体”。韩愈《师说》：“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既是表达他所追求的师生关系，也是其所建构的“同道共同体”的真实写照。这个围绕“中国自觉”建立的共同体，塑造了“同道中国”理想，激励了无数士人，成为影响千载的精神传统。这是古文生生不息的力量。

《同道中国》书影

同道中国”与“乡土中国”

——重视“诗文”对中国研究的意义

韩愈古文建构“同道中国”，这是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通过“古文”这种独特的文教形式，中华文明拥有了更为丰富的超越家族血缘意识、乡土意识、阶层意识的普遍性追求。

对于理解中国，既要看到费孝通先生所揭示的“乡土中国”，也要看到以古文为代表的中华文教所建构的“同道中国”。对亲情血缘依赖很深的乡土社会无疑是中国社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华强大文教传统塑造下所形成的士人精神群体，其意义同样重大。韩文建构的“同道中国”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走向。近代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征程，其实并不完全是从“乡土”、从“家”起步，曾经伴随古文的传习而影响千年的“同道中国”理想，为这个征程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个征程的行进方式。中国文化有“乡土”根深，也有“同道”开阔。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乡土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认识“同道中国”，离不开对古文之学的理解。中国是文教大国，古典诗文尤其构成了文教的核心。古文之学绵延千载的巨大影响，对中华文教的重大意义，不仅不应被忽视，而且需要给予充分的关注。

当前的中国思想社会文化研究，对古典诗文的意义缺少充分关注，研究上的“诗文盲区”十分明显。这个问题不始于今日，而是深植于中国现代文化学术转型的内在困境。近代以来，传统诗文之学日见衰落。新文化运动推翻“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消解了古典诗文的神圣内涵。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学科，也缺少对诗文综合文化意义的充分关注。对于理解中国文明，古典诗文之学的意义日见边缘，很多人将其简单视为词章雅好，无关宏旨。这是诗文之学的损失，也是中华文明研究的巨大损失。在20世纪阐释中国文化最为活跃的学科，如史学、哲学和以社会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中，“文”的意义无法得到充分关注。

此外，中外学术交流是近代以来推动中国学术前进的巨大动力。然而，古典诗文作为中国古典传统最精微的内容，在中外学术交流中往往遇到很大的困境。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中国古典诗文的跨语际交流困难很多，解读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大量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对20世纪的学术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些理论对于阐释中国的诗文之学，普遍存在明显局限。中外学术交流打开了观察中国社会文化的许多新视野，但这些新视野都难以充分关注古典诗文，“诗文盲区”的存在，是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一个结构性困境。

文之为德也大矣。研究者无论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哪一个角度观察中国社会，倘能对古典诗文有深入体会，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精神，理解由具有独特精神世界的中国人所构成的中国社会。韩愈古文追求“拟圣”，但绝非一味道德说教，而是以生气淋漓的情感、磅礴的气象，在凡圣相即、情理圆融中，表达道德的普遍主义和理想主义。这就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精深与精微之处，如果只将古文视为一般遣兴随笔，就无法在其带领下，进入中华文明之精髓。

韩愈古文是唐朝再造中华文明的体现

韩愈古文产生于唐朝，唐朝是文化交流的盛世、文学艺术的盛世，同时也是思想创造的盛世。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放气象的朝代，对中华文明有着深刻的精神再造之功。

遗憾的是，对唐代文明再造成就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唐朝充满文化交流的“大进大出”与社会变化的“大开大合”。学界对进出开合的具体表现，有越来越细致的揭示，但对其内在的文化机制还缺少更深入的思考。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层文化机制、思想机制，很大程度上缔造于“大进大出”“大开大合”的唐朝，唐朝开放中有融合、多样中有统一。如此复杂的关系如何建构，如何深化，如何激发新的文化创造，这些问题似乎都缺少足够充分的讨论。这个问题不加以深思，对唐代开放包容的理解也会流于表面。

在理解唐朝时，人们常常会立足宋以后的社会思想文化来观察，但这是有局限的。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这个“首”，并不只是开端之义，而是意味着首要与主脑。韩愈古文奠定了古文传统的基本道路。宋代古文以韩愈为法而又有新的变化，无论是古文家、还是理学家，都明显增加了“理”的反思。宋人重“理”，不是否定“同道中国”的理想，而是面对更复杂的现实矛盾和群体纷争，希望通过将“同道”深化为“同理”来回应现实挑战。然而在回应时代矛盾的同时，“同理”追求也不可避免地折射了时代的分歧、对立与纷争，其内涵较之韩愈之“同道”已多有不同。要体会情理圆融、凡圣相即的包容之力，需要超越“同理”来体会“同道”。

陈寅恪《论韩愈》对弘扬韩愈的历史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先生此文体现出“唐宋变革说”的显著影响。“唐宋变革说”近年受到学界诸多批评，但它的确对中国社会历史研究带来很大启发。这个学说的提出，和内藤湖南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文造诣密切相关。唐宋诗之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都是持续千年的诗文课题。中唐在诗文之变中的枢纽地位深受关注。清人叶燮称中唐不是“一代之中”，而是“百代之中”。内藤湖南对唐宋变革的界定，与诗运、文运之变完全同步。诗文是社会文化精神最集中而深刻的反映，诗运、文运的转关，折射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内藤湖南是一位深通诗文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深厚的诗文素养，让他的社会历史研究能够深入中国社会的血脉与肌理，捕捉到中国社会变化的节奏。遗憾的是，20世纪以来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越来越削弱了与诗文的联系，带着“诗文盲区”展开的中国思想与社会观察，固然可以理论愈发精密、论证愈发详实，但对文化的洞见与穿透力都会减弱。在对“唐宋变革说”的反思中，学界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分期说，希望关注“唐宋”之外其他的历史转变节点，但这些新见解为何没有引起如“唐宋变革”那般强烈的反响？这或许和“诗文盲区”不无关系。这些新说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对诗文的关注，难以像内藤学说那样贴合中国社会肌体的生命脉动。

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但也要看到，“唐宋变革说”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学说，其“近世性”理论内核，对于理解唐代精神世界、理解韩愈古文的思想艺术创造，还是不够的，需要突破其局限。本书的讨论聚焦于韩愈如何大变八代之文，梳理韩文与唐前思想文章传统的复杂关系，体会其再造之功。希望对唐朝精神成就做出新的思考。

韩文传习千年之久，许多前辈师长对韩文的涵咏之深、钻研之勤，对我有莫大启发；而像《师说》这样的经典篇章，在今天仍家喻户晓。这一切都让我感受到，韩文浩乎沛然地存在在生生不息的传统中，呼唤着我们去理解、去认识。读韩如唐人之壮游，有艰难，有曲折，但更有一次次打开视野、思想纵横遨游的快乐。希望更多朋友通过韩愈古文这本读不尽的“大书”，理解古文所塑造的千年精神传统，理解唐朝的文明再造之功，当然，更重要的，理解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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